有数字障碍症的我，曾经一度数学“嗷嗷”的好，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。

初一时，班上来了一位新的数学老师，他刚从师范毕业，分配到我们乡下中学教书。这位老师彪悍壮硕、面貌凶恶，每次他上课，班上就像死了人一样安静。威慑之下，我们班数学成绩普遍有所提高。在普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，我依然保持年级垫底，于是被刘老师给盯上了。

他那时二十来岁，精力旺盛，每天都去打篮球，勒令我在球场外做习题。中场休息时他来检查，咆哮声响遍整个操场：“做三十六题错三十六题，这种错误率正常人不可能达到，你是怎么完美避开所有正确答案的，请你告诉我！”

大概在小学四年级，“鸡兔同笼”算脚丫子的时代我就放弃了数学，还有那种甲水管、乙水管进水，而丙水管却在放水的题，我不晓得这是要搞什么鬼。我全靠其他学科提分混入初中，小升初竟然考了全校第二，觉得混得不赖，沾沾自喜。可现在混不下去了，被可怕的刘老师盯着恶补数学，威胁期中考试成绩上不去就掐死我。我心一横，梗着脖子：“你现在就掐死我吧！”刘老师被我气笑了：“死都不怕还怕数学？有病吧你！”

有种叫“阅读障碍症”的毛病，阅读长句会跳字串行，我看数字也会这样。迄今为止，我只背下两个电话号码，一个是我爸的，一个是自己的，下了很大功夫。

刘老师对我也下了很大功夫，编了一套专门对付我的习题册，答案对了不算，还要我阐述做题思路，还要换思路重做。在他缜密的高压政策下，期中考试我的数学成绩跃居班级前几名，我总算松了口气，不料，却成了“连张小砚都能赶上来，你凭什么不行”。每每被这样提到名字，我都深感屈辱。他却把我当作骄傲，雄心壮志地要我准备参加全县数学竞赛。将一位数学低能儿培养成尖子生，这成就感相当大，我猜他就是这心思，还鼓励我要以上北大为梦想。我每天中午都去他的宿舍做习题，书桌分一半给我。他占据另一端，苦苦思索叫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东西，时而狂喜疾书，时而抠脚发呆，脚臭得令人神志不清。在满是异味的宿舍里，他高谈阔论：“数学是一切内在的逻辑！”

他在证明一个也许永远证明不了的猜想，因此浑身洋溢着一种奇异的张力。

那时他还有个梦想：拥有一辆本田太子摩托，带我们班英语老师去县城看电影。英语老师是城里来的，美貌又洋气，讲课时端庄大方，那氛围不似乡村中学，仿佛在英伦某学院。全校单身男老师都觊觎她，刘老师也是其中之一。但他长得丑，所以需要摩托车提升身价，这大概也是充满数学逻辑的思考。他的宿舍墙上有幅摩托车贴画，戴墨镜的骑士斜靠着摩托，背景是都市闪烁的霓虹灯。桌上有只玻璃瓶，装了大半瓶花花绿绿的零钞和硬币，每次朝里面放钱，他都看看墙上的贴画，得意地说：“离梦想又近了一小步。”心怀梦想的那段时间，他那张丑脸上常泛出温柔之情。

乡下中学常有劳动课，是除数学课之外的另一个噩梦，是真正的体力劳动。比如干旱季节，我们要带水桶、扁担去学校，从附近水库挑水到学校水井，每人十担。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同学坐在井边计数，这男生性格阴郁，对一切身体健康的同学都怀有莫名的敌意。挑水一路那么远，晃到井边，不可能是满桶，于是他的计数本上出现三分之一桶、二分之一桶、五分之四桶这些“奇葩”数字。别人都回家了，我还在挑水，精疲力竭，走路直打摆子，一桶水只剩小半桶，回去装满又太远，绝望地坐在路边哭。刘老师等我做习题久等不至，挑了两只特大号水桶赶来救命，那架势犹如天神降临，冲我撇嘴一笑：“还哭，没出息！”

他挑了好多担，跟那男生说：“你记清楚了，下周、下下周她都不用挑了！”停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对自己的同班同学这么苛刻，还用了分数，数学不是这样用法！”

带我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暮色四合，他指着还在地里忙碌的人，说：“农村孩子啊，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参加劳动，劳动可比读书辛苦吧？”

他也是农家少年，拼命读书脱离了土地。这是他在心情好的时候跟我说的。据说他从小成绩出类拔萃，目标是北大数学系，却因家庭条件所限，只得读师范，为了出来就能有工作。去城市里读书，连像样的衣服都没一件，去食堂吃饭总躲在最后，因为打不起好菜，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平。他问我读过没有，我点点头，想起书里那位贫家少年，吃着最差的丙菜，但怀有远大理想，全力对抗命运的巨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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